(明報)11月16日 星期日 05:05【明報專訊】不要臉到像陳水扁 這個樣子也實在太罕見了，在近代中國史裏，只有民國年間的宋子文有陳水扁的七八成。一九四七年，傅斯年先生在《世紀評論》打響討宋第一炮，在《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長文裏，後來擔任台灣 大學校長的傅先生是這樣寫的﹕「我真憤慨極了，一如當年我在參政會要與孔祥熙在法院見面一樣，國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該走了，不走一切垮了。」
宋子文是誰？是一些人說「母儀天下」的蔣宋美齡的哥哥，是中華民國還在大陸時的財政部長和外交部長，是美國 總統杜魯門氣得大罵「他們都是賊，個個都他媽的是賊（They're thieves, every damn one of them），他們從我們給蔣介石送去的38億美元 中偷去7.5億美元」的人。
不過，宋子文還知道世界上有禮義廉恥裏的「恥」這事，還不至於四處招搖撞騙說自己是救國救民。宋子文在國民黨 退出大陸後在美國終老，沒有解釋他的財富何來，但也沒有說他歛財是為了反攻大陸復國大計。宋子文知道人民吃他不消，也知道中華民國吃他不消，他不像陳水扁那樣涎着臉說自已是為了台灣人民背負十字架。面對躲在台灣人民後面的陳水扁，人們能夠做的是朝他啐一口唾沫，或一口濃痰。
那天台灣的東森電視台全程直播陳水扁從檢察室移送扣留所的過程，陳水扁高舉扣上手銬的雙手以殉道姿態呈現觀眾眼前那十幾秒，我想起了一個人。李富國是八十年代我在紐約 認識的台灣留學生，他那時是哥倫比亞大學物理系博士候選人，是一個有點邋遢但心裏滿是熱誠的二十七八歲青年。李富國是台灣清華大學 的最頂尖學生，畢業後到軍隊當了兩年少尉排長，再考取中山科學院獎學金到哥大念研究院，大概，當時的台灣政府很期望像李富國這樣的青年學成回台後能夠為台灣的核工業作出貢獻。用大陸文化大革命年代的話來說，李富國是又紅又專﹕學業專業水平精尖，滿腦子反共復國打倒台獨不在話下。
八十年代三種旅美台灣勢力
李富國到紐約後出現了變化，他逐漸和一批思想激進的台獨分子走得很近。儘管我說「走得很近」，但他決不是台獨的一員，李富國只是對台獨運動的理念感到好奇，雖然他是台籍雲林人，家裏也和陳水扁家一樣是務農。八十年代在美國的台灣人分成三類，一是絕對台獨，他們的政治組織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FAPA）在國會山莊有一定影響力；一批是溫和革新保台派，追求的是一個更自由民主的台灣；最後是絕對的蔣家支持者，每次開會不僅要掛上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還要高唱「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的一派。台獨人士的主要根據在西岸，東岸也有一些，後來回到台灣、那時在紐約市立大學的蔡同榮是其中之一。李富國和他的台灣同學極其量是革新保台派；死硬擁蔣派很多是風燭殘年的老人，數量也不多。
八十年代，台灣雖然有一點點的民主，但在今天的尺度而言那只是鳥籠政治下做個樣子，黨外運動是一閃即過，說不上是大氣候，但卻把海外留學生的心都攏在一起。李富國住在哥大研究生宿舍，哥大校園遍及曼哈頓上西城區一百○六街到一百三十幾街這一大塊地區，研究生宿樓是三十年代建造的那種Brown Stone花崗岩房子。有次我去找他聊天，小小的房間內是堆得人高的參考書和吃光了的即食麵空箱，我拉他到百老匯大道和西九十八街交界的蜀湘園吃了一頓愜意的晚飯。李富國那天喝了幾瓶Miller啤酒，半醉說他不想回台灣，因為台灣太沒有自由。
這些話在那個年代對外國人說出來不算是忌諱，對台灣人說卻要小心，留學生裏的職業學生多的是，一個小報告打回台北，小則台灣駐美教育部人員請你去談話，重則像保釣那批一樣，停了你的獎學金停了你的生活津貼停了你的中華民國護照，用劉大任的話說就是「保釣搞得山窮水盡」。留學生圈子不大，誰和誰是職業學生是公開秘密，這所以前兩年我在電視上赫然看到當年一個人所皆知的職業學生領袖在中南海 和胡錦濤 握手那刻，幾乎給嘴裏那口飯噎住便是這個原因。
那時李富國的博士論文有一點點不暢順，常見鬍子不剃雙手插着褲袋上衣鈕扣錯搭的在百老匯大道上漫無目的閒逛，間中在中國大陸學生會組織的活動上見過他，難得的是這個台灣長大的青年對大陸有興趣，謝晉的《衛國軍魂》招待留學生那次，我還遠遠朝他打招呼。不久之後，有人說李富國成了台獨外圍組織的活躍分子；既然是這樣，下場當然是斷糧斷水，前不到村後不到店，三十上下的大男孩由準科學家變成為政治人。那時只覺得李富國這樣做很可惜，這不光是他失去即將到手的博士學位，而是從打從念建國高中以來要當物理學家的理想灰飛煙滅。一九九一年一月底我離美回港，臨行前李富國來我家打邊爐，窗外大雪紛飛，窗內的小圓桌旁的客人說決定放棄學位投身台灣民主化運動，他準備回台參加黨外組織。出門時，我塞給他一本Paul Johnson的Intellectuals。
回港後這些年，李富國這三個字再沒有人提過，上網查台灣高等院校名冊，類似的名字不少，但肯定不是當年那個深度近視的李富國。不知道李富國後來回了台灣沒有，但在美國教書時說過「台灣文字與中國字不一樣」的蔡同榮最後回去了還當上民進黨 大員。大路朝天，各走一邊，人人走的路不盡相同，對於那些曾經丹心一片拋棄所有縱身投入運動洪流的朋友誰都會尊敬，支持台獨擁護統一，起始時都是一顆純潔的心；可是歲月丕變像陳水扁那樣壞了心腸走上歪路的大有人在，名成利就外帶幾百億黑錢，恬不知恥說這些存在私人戶頭裏的巨款是建國基金。難得的是有人仍然堅信陳水扁的建國論，渾忘今年五月前的八年，陳先生擔任總統期間「台灣建國」這四字從未說過出口。
為陪葬掉的理想可惜
中國歷史裏這些不是唯一案例，信膺一種主義一種思想落得國破家亡的不勝枚舉﹕一九七六年前的中國大陸任由毛皇帝無法無天，緣於八億人民以為中南海裏那位湖南教書先生仍是三十年前的「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諷刺的是，在蔣介石反共殺共教育下成長的台灣竟然重蹈中共覆轍，也吃狂熱個人崇拜這一套，以為陳水扁這「台灣之子」仍是二十年前黨外運動那個辯材無礙的台灣之子。陳水扁扣押在牢這幾天，台灣傳媒用得最多的字眼是「台灣的悲哀」，我沒有感到悲哀，只是為十七年前寒夜離我而去的李富國和與陳水扁陪葬的那一段理想可惜。
文 安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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